华团几时生了个“两线制”儿子?

(评李万千大作“两线制,华团的弃儿”)

(本文刊登在2011年3月17日《光华日报》异言堂)

文章要从标题读起。李万千大作标题为:“两线制,华团的弃儿”。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两个前提,即一:“华团”所指为何?二,“两线制”如何会是华团的“弃儿”?弄清楚这两个前提,很多问题就不辩自明了。

根据李文下面一段话,“华团”似乎是指“以董教总为首的15华团”,但现在这15个华团“各自精彩”,不再联合行动,连由也是“15华团”设立的“林连玉基金”也已落入个人会员之手。因此,万千所指的“华团”,到底是指董教总、华总、商联会、中华大会堂、校友联,还是指林连玉基金、民权委员会、雪华青等等?李文没有写清楚,我们暂且把它当作“没有人”。

万千说,“两线制是在1986年,由以董教总为首的15华团领导机构属下的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提出并加以推动,主张以政权轮替作为我国民主化的策略手段……”。

1986,至今已经25年。辜不论25年前的理论到现在还能不能用,人们目前所热衷的“两线制”,其实都是308效应,并非15华团或林晃昇25年前的“先见之明”。308大选,谁都估计不到反对党会大胜,所以,谁都不好在308过后出来“领功劳”。事后诸葛亮,不过“马后炮”一门,很无谓。

李说两线制是华团的弃儿,这立论也很怪:华团既然是“没有人”,如何能生一个“两线制”儿子?再说“两线制”本是政党政治产物,怎会成为华团的儿子?反过来说,如果“两线制”不是华团的儿子,那么,又怎能说是华团的“弃儿”?再者,如果华团把“两线制”当作自己的儿子,政党要贯彻“两线制”,是否得事先获得华团“批准”?这是什么逻辑?真是:你不说我还明白,你越说我越糊涂。

纵观全文,其实万千明批华团,实骂董总。试看李文第五、六、七段小标题:·从“中立”看董总的政治转向·董总在促进两线制“交白卷”·“超越政党”非逃离政治借口。这三段占了全文的一半,是文章的重点所在,我不想一一批驳,只请教一个问题:80年代董总高调“打入国阵,纠正国阵”,这可完全和“两线制”背道而驰。为何在那么“正确”的领导和精英团队操控下,“斗争路线”会从“拥抱国阵”的“一线制”突变为“反对国阵”的“两线制”呢?

还有,你们先和马华“谈条件”,谈不拢加入民政党,过后转投行动党,接着退出行动党(柯博士不仅把行动党安全区拱手让给马华,还出书大骂行动党),成为两线制的逃兵,说变就变,而去到哪里都有一套大道理,原则立场“因时因地制宜”。作为华社一分子,我们本来无条件全力支持董教总,给你们这么一搞,董教总威望下降。可是你们看不到这一点,反倒沾沾自喜,以为自己不可替代,实在太没自知之明了!

事过境迁,以前的“正确策略”证明错误,但你们不仅不作检讨或公开交代,反倒有脸以“两线制逃兵”身份要华团去贯彻两线制,不是本末倒置,无理取闹吗?一个”从失败走向失败”的人,还妄图继续“领导”华社,你们不觉得自己过于专横霸道吗?

前此有人把国中说成是华社“弃婴”,现在,万千又把两线制说成是华团“弃儿”,令人不禁感叹:华社与华团真的是那么“始乱终弃”吗?国中是国阵的儿子,非华社所生,若说国中如弃婴,那也是国阵的弃婴,为何要把责任推到华社身上?两线制是政治范围内的事,如何会变成是华团的弃儿?把是的、不是的事情都往华社、华团身上推,是在“抬举华社”还是在“害惨华社”,值得大家三思。

华社与华团成分复杂,特别是华小、独中许多董事是国阵支持者,要董总在促进两线制交出漂亮成绩单,除了造成分裂,不会有其他结果。更何况社团没有投票权,为何需要在大选前“挺身而出,继续领导华社和各族支持两线制的力量相结合,为最终实现政权轮替而奋斗”?李以个人身份“驱策”维护华教的董教总去做政治斗争,不太可笑吗?

写评论骂人很容易,认真做事却很难。董总、董联会等社团各级领导每天都在默默做事,出钱出力。一些过气师爷不甘寂寞,以为自己是诸葛亮,总爱发号施令,批这个、骂那个,徒令亲者痛、仇者快而已。奉劝这些过气人物,在骂人前,先问问自己为社群作了什么。如果自己什么贡献也没有,最好学一学那些默默耕耘的华团领导人,多做事,少说话,不要一味“沽名学霸王”,成日学鲁迅“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它春夏与秋冬”,结果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,讲多错多,晚节不保! ##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