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chive for May, 2008
向陈泽玉律师致敬
May 26th, 2008 | 
Author: 昨晚（5月25日）是炳权独女的大喜婚宴，一班老朋友都到场，非常热闹。大家不怕麻烦从四面八方来到Time Square这样的“鬼地方”（酒店难找，散席后车子更难），吃喝事小，叙旧才是“终极目标”，我又是和春英同桌。
春英和吉灵，可以说是扣留营撮合的夫妻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春英对吉灵是一见钟情，一往情深。获释后，他们结婚，夫妻同甘共苦，为了三个孩子，春英更是日夜操劳，到朋友家当点钟帮佣赚取生活费，但她毫无怨言。
四年前，吉灵在视察一间待修房屋时，失足从屋顶掉下，不幸身亡。我去吊丧，春英倒是相当镇定，只是不时深情凝视吉灵遗像，我感觉到她生死相随的决心。他们的生活虽然辛苦，但夫妻相爱，家庭和睦，在精神层面上，他们比许多物质富足的朋友更幸福。
目前，三个孩子都各有所成，全部在新加坡工作，春英可说苦尽甘来，最可惜吉灵不在，她一个人住在吉隆坡，非常孤独，这也是她不放过任何老友碰头机会的原因。在宴会开始前，朋友们有机会“满场飞”，陈泽玉律师就在那时段特地过来找春英。他先为缺席春英女儿婚宴道歉，接着问孩子们有没有回来看她。当年，春英长女高中毕业，要出国深造，申请贷学金，需要2个担保人（有头有脸的名流、专业人士或成功商人），炳权急公好义，自愿担保，还差一个，他们想到那个牢友律师，不辞劳苦越州找到他，却以一句“如果你的女儿没办法还，我就要负责，到时律师楼就得关门”一口拒绝。后来在炳权穿针引线下，找上陈泽玉律师，他就签了。春英女儿顺利读完大学，找到不错的工作，也找到如意郎君，在婚宴上一再感谢炳权叔叔和陈律师，并赠送名贵纪念像框给两个恩人，场面感人。
春英一看到陈律师，又再致谢，他只淡淡地说，我不过画个符吧了。我说，锦上添花的人很多，雪中送炭就太难得，现今世界，没有多少人愿意做担保人。他只笑笑说，没什么 。这一刻，我看到一个仁者的高大身影！祝福您，陈律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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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师先得放下鞭子
《双折射》专栏
最近校园暴力频传，米都甚至发生“国中80学生群殴，6人无辜被打反被扣”的荒谬事件，让平民百姓在社会暴力的威胁下，又要为校园暴力担心。而在备受威胁与日夜担心之余，受害者除了向党团、议员或报章投诉，让消息曝光引起舆论压力之外，只能自叹倒霉，因为本应“主持公道”的警方和校方有时反而是被投诉的对象，你能奈他何！
校园暴力，掌权者把它当成个别事件对待，虽然有时也会揪出凶手，但更多时候是不了了之。既然凶徒经常可以逍遥法外，谁又会在乎使用暴力呢？
现在朝野都在大谈“教育改革”，软体、硬体、师资、课程等等，都在改革范围，但对于校园暴力，好像还未提上“改革”议程。
其实，校园暴力反映了教育改革的两个根本问题，第一，长期存在于教育界的“教师主体”问题，也就是把教师当作教育的主体，而把学生当作客体，教师为主，学生为次；第二，教育是教师教书，学生读书，而把教育的最主要目的—育人，撇在一边。
从米都9名无辜被卷入殴打事件向校长投诉，反被校长揪动粗衣领，还破口大骂他们是一群野蛮学生的情况看，该校长不仅把自己当成是学生的主人，而且还上升到是专横独断、蛮不讲理的霸王，戴上种族眼镜，是非不分的胡乱处罚，显示出这个所谓的校长，欠缺教育工作者最基本的态度 —“爱学生”，甚至走到爱学生的反面，恨学生，以报仇的方式“教育”学生，把无辜学生当成仇人，而把肇事学生“无罪释放”，这是哪门子教育呀！？
以下举一个现代中国教育家陶行知“四颗糖果”的教育故事，方便大家借此检定我们周遭老师校长的专业水平∶
一天，陶行知校长看到一名学生(A)正在痛打另一名学生(B)，立即上前喝止，并吩咐打人的那个学生“到我的办公室等我”。他自己却不回办公室，而是去打听调查刚才的打人事件，得知原来A打B, 是因为B欺负一个同学，A见义勇为，打回B，以示教训。
得知真相后，陶校长走回办公室，看到同学A正毕恭毕敬站在办公室门旁等着呢。他叫学生进去，从衣袋淘出一颗糖果给A, A很奇怪，问∶校长你怎么不骂我，反而给糖果？
“你刚才打人，我叫你住手你就住手，很听话，该得一颗糖果。” A吃了糖果，校长又淘出一颗糖果给A，A再问∶校长你为什么又给糖果？
“我叫你到办公室等我，你就来了，很守时，该赏一颗糖果。” A又吃了糖果，校长淘出第三颗糖果，A看校长还是不骂人，更奇怪了，再问∶校长你为什么又给糖果？
“我刚才去作了调查，原来你是见义勇为才打人，很难得，应该奖赏。”
A很感动，说“校长，我知错了！”心想现在校长该骂人了。只见校长不慌不忙从口袋淘出第四颗糖果。A非常奇怪，再问“校长你怎么不骂我？”
“你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该赏一颗糖果。”
就这样，陶行知校长用四颗糖果教育了学生，让学生永志不忘。
如果时间地点人物改成现在的马来西亚，结果如何，我想大家心照。
我们的教师校长们，除了那些敬业乐业者，有些不学无术，有些心理变态，常常胡乱处罚学生，想以高压手段，教“乖”学生，手舞鞭子，把学生当畜牲、罪犯，而奇怪的是家长和社会人士也认同“不打不成材”，赞成老师打学生，所以，当有人提出“禁止老师打学生”，大家齐声反对。
惩罚是教育吗？以下引录一段教育家严元章博士的论述供参考∶
“管教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可以放弃辅导而改用惩罚吗？绝不可以。因为‘惩罚’基本上是对付奴婢的手段，造成奴颜婢膝；或者是对罪人、仇人报复的手段，都不是教育方法。…… 乃至是反教育的方法。绝不应该用来对付学生 —- 学生不是教师的奴婢、罪人或仇人。”
惩罚及鞭打的“教育”方法，最直接的“效果”，就是教会学生使用暴力。我们不是常说“言教不如身教”吗？教师“以身作则”不断使用暴力，学生“有样学样”暴力相向，是自然不过的事情，我们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严元章博士五十年代在我的母校华仁中学当校长时，上任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学校处处挂着的甚么课室规则、宿舍规则、饭堂规则、礼堂规则等等通通收了。因为他认为“规则不是要挂在墙上，而是要带在身上的 — 今后，我们都要教学生，把规则带在身上，好好地自治自律，自己管自己。”
他的这种“宽柔教育”有效吗？从母校几十年来人才辈出，校友回馈母校的热忱，以及亲身领受严校长教诲的校友们至今仍对他崇敬有加的“成绩单”，答案是肯定的。
作为教师，如果不爱学生，不把学生当成教育的主体，不以爱护幼苗的态度辅导学生，基本上不算是合格教师；作为教师，如果变本加厉把学生当成仇人、罪人，胡乱处罚学生，已经不能称为教师，而是暴徒了。
当教师没有爱心，并有暴利倾向时，再授以鞭子，我们的子弟就有难了。所以，要遏止校园暴力，先得拿下教师的鞭子，废除体罚，鼓吹爱的教育和柔道教育。我们永远要记得∶暴力只能导致憎恨和报复，惩罚不是教育方法，而是反教育暴行。教师不应继续“执教鞭”，而应学习“献爱心”。所以，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，请你们放下鞭子！
最后要说一下，一般人可能误解了“严师出高徒”的意义，以为“严”等于“惩罚”、“鞭打”，真是差之毫厘，失以千里。严元章博士够严了，但他从来不打人骂人。 ## （本文发表在2007年5月5日《东方日报》 [东方名家]版）
大道合约与官方机密
《双折射》
随着4名公开大道合约者被警方传召问话，以及连月来上千人抗议大道起价的示威，“民用大道”合约问题，莫名其妙变成“官方机密”法律问题，充分体现我们独特的“马来西亚，能！”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
本来，像高速大道这样民用设施，涉及的不外是设计，造价，品质，管理这些问题，就像买卖合同一般，毫无“机密”可言，特别付钱的是人民— 谁付钱，谁就是老板。老板不准看合同？这种“道理”，没有天理！
政府把大道合约列为“官方机密”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 要平息民怨，政府理应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一般而言，如果合约牵涉到国防与国家安全，列为“机密”，人民无话可说。可是，“民用大道”合约，天桥合约与“水供”合约，都是民生课题，并非官方事务，有何机密可言？把“民用”硬扯进“官方”，表面上好像“抬举”了人民，实际上不过是以“官方机密”堵住人民的口。
有道是，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。想以“官方机密”堵住人民的口，就像筑堤防洪一样，堤坝筑得再高，大洪水一来，挡也挡不住。这次南马大水灾，大家应该上了宝贵一课。对付洪水，只能疏导；对待民意也一样。
疏导之道，绝不是用恶法，而是“使知之”。“官方机密”刚好反其道而行，是“不使知之”，当然无法盖住反对的声浪，而政府就因此为了个别大道公司，不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。
政府为什么要与人民为敌？希望哪个官爷可以回答。如果属“自愿”，那么就不好再打“民选”牌；如果非自愿，显示政府有“难言之隐”。据此猜测，合约内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政府不说，我们只能猜。
大道不断起价，合同延了又延，兜兜转转，只是一个字∶钱！我们相信这就是所有的秘密所在。大道公司用了多少钱？给了政府多少钱？路费收了多少钱？还要多久才收够钱？… 人民一概不知。这几笔钱肯定很大，大到只能给官知道，不能让民了解，因此大道合约就只能列为“官方机密”，希望用这不合情理的“法”，把钱盖住。
盖住大钱，所为何事？这就不用在下言明了。
如果官爷们自认清白，骂我胡乱猜测，那好，请回答以下问题∶
1，请解释“ 官方机密法令”；
2，为什么民用大道合约是官方机密？
答案合情合理，自然皆大欢喜。— 不过，谁能答呢？ ♣ （本文发表在2007年2月13日《东方日报》[东方名家] 版）
女性衣着引人犯罪？
国内安全部副部长拿督佐哈里在上议院回答提问时表示，女性因喜欢拎名牌手提袋，以及衣着性感，而成为被掠夺的目标。
章瑛认为这种谬论是笑话，可是我实在笑不出。因为我这个衣着保守，拎无牌手提袋者也曾被掠夺，而身边亲友，被掠夺者也大有人在，她们衣着手袋同样朴素平凡。身为国内安全部副部长的拿督佐哈里，不做调查研究，不知国内治安的败坏程度，就在上议院这神圣的立法机构信口雌黄，实在有辱国体，也像章瑛所说，他根本不配当副部长。
作为众部长“上司 ”的首相，如果也认同佐哈里的谬论，那么，我国的不负责任文化，就是从立法，司法到执法，一脉相承，牢不可破∶恶人照样视警方为无物，警方照样推卸责任，部长照样不知人间疾苦，罪犯照样逍遥法外，人民照样面对掠夺，治安照样每况愈下…
样样照样，国民遭殃。
从逻辑上看，如果佐哈里的理论成立，那么，所有高官富豪们的华夏豪宅，给强盗打枪，也要归咎于他们的屋子太豪华，才会引起劫匪贪念，进而入屋打枪 — 强盗也是人，经不起诱惑，所以错不在他们，而在于有钱人过分炫耀。
名车也一样。新车美车令人眼红，心生妒嫉，不抢过来，心理难以平衡。所以抢车无罪，罪在你的车子随意乱放，又没锁好，给人抢去，活该！
佐哈里是否要“劝请”贵人，富人们住陋屋，驾老爷车以减低罪案？
我们活在当下，享受着现代丰裕的物质与精神文明，可我们的权贵们，思想却还停留在封建时代，腐朽程度令人咋舌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想永远保有他们的财富地位，所以不容别人反对。钳制反对声音的第一手段，就是压制女性。把占人口一半的女人压住了，另一半就比较“好办”。因此，我们看到某些臭男人把有关女性的罪案都归咎女人，而无关性别的罪案如打抢银行，住宅，车子等，才会引起他们关注。
丹州的女性衣着“不当”罚款500与佐哈里女性衣着性感引人犯罪论，都一样是封建思想作祟。我们的父母官，口头上要带领国家往前进，但许多时候却想倒退到封建时代，让我们小民十分茫然。思想指导行动，这些官爷们如此矛盾，我们到底何去何从？
跟随，不知路在何方；不跟，则会被套上“不爱国”甚至“反国家”的大帽子。— 这又是另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。国家是国家，政府是政府；国家只有一个，政府却可以换来换去，二者决不能放上等号。特意划上等号，道理也很简单，因为有人想千秋万代做政府！ ♣ （本文完稿于2006年12月23日）
全民憂鬱症
《双折射》专栏
安心之餘，出外辦事。下樓上車，開動引擎，一看油表，哎呀，怎麽又到底啦！現在打油很貴，動不動五，六十元，一輛小車，又不是做sales，每月油錢好幾百塊，實在驚人。所以每次到油站刷卡，心都會抽一下。轉出油站，走上高速公路，滿目都是青牌。我一看到青色路牌，就很不舒服，因爲它在暗示：給錢！我車上的銀角錢包，印象中才剛裝滿，很快又空了。所以我恨那個暗示給錢的青色路牌，更討厭那只伸出來拿錢的手。這些髒手，無所不在，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時不停在掏我們的錢！
一路要小心，不然只要一點錯，前面就有制服人員等著向你要錢。去到目的地，停車要付費，少則2，3元，多則10多元。辦完事打道回府，一開信箱，一堆單子，什麽電費，水費，電話費，寬頻費，手機費，報費，公寓維持費…一張接一張，兩張又三張，越看越慌張。
我一早的好心情，給這些亂七八糟的費費費，“吠”到頂心頂肺，煩躁不堪。再次拿起憂鬱症一書，仔細對照自己的表現，糟糕！我應該是患上“付費恐懼症候群”了，這不就是憂鬱症的一種嗎？
我高興不起來了。
照理，享受服務就得給錢，天公地道。可是，我們的公共服務設施，特別是收費大道，每年不停漲價，永遠不給理由 （“政府沒錢貼”不能算是理由），還經常塞車，人民有權不滿。公路是國家所有，給了私人（私營化），合同怎麽打，收入有多少，國民不知道，本來就很奇怪。可是既然“私營”了，有關公司在打合同前就得算好有沒錢賺。簽下合同，那有不賺政府貼的道理？就像這次雲頂標到新加坡賭場建設經營權，多少錢，怎麽建，連我們“外人”都一清二楚，他日萬一Brother Lim經營不當虧本，你以爲政府會去救他？
日前聼邱毅教授談臺灣，以他揭祕的深度和廣度，已足夠我們羡慕得不得了。可他好像還不“滿意”，並擔心自己很快會被捕。如拿臺灣的尺來量我們的大道工程，内中秘密，應該會把臺灣的很多弊案給比下去。可是，能揭嗎？
我們莫名其妙一味付費，一付幾十年，沒人揭祕，不能反對，相信和我一樣“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