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园暴力与手机

(本文刊登在2011年5月25日《光华日报》异言堂)

多少年来,校园暴力频频上报,近年曝光率更高,其中不少是拜手机之赐。手机拍下行凶过程,放上You tube, 报纸转载,事情“闹大”,社会震惊,官爷出面,最后解决,大家照样过日子,过后照样有暴力。

我们的校园暴力,从老师“合法”惩罚,到学生“非法”虐打、群殴,再到家长打教师、骂校长等等,可谓五花八门。专家学者出谋献策,市井小民众说纷纭,但这么多年来,情况不仅没有改善,反有变本加厉之势。我非专家,自无良策,只好请出我老师,听听他怎么说。

严元章博士*在其《中国教育思想源流》一书的“方法论”中,有一段话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好好思考:

“管教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,可以放弃辅导而改用惩罚吗?绝不可以。因为‘惩罚’基本上是对付奴婢的手段,造成奴颜婢膝;或者是对罪人、仇人报复的手段,都不是教育方法。说到底,‘惩罚’不只不是教育方法,乃是反教育的方法,绝不应该用来对付学生 —- 学生不是教师的奴婢、罪人或仇人。”

“除了校长教师可以随意打击学生之外;学校通常还有一套‘记过’的办法,由所谓‘记缺点’开始,到‘记小过’而‘记大过’,结束于‘开除学籍’;由轻而重,层次分明,逢三进一。…… 表面很有条理,但内容毫无教育意义。这只是对学生的消极控制,并没有积极作用。这是把学生的过失‘留下案底’,以致逐出校门;除了误人子弟,还遗害家庭,嫁祸社会。”

“惩罚学生绝不表示教师的成功,却是暴露教师的失败;不承担失败的责任,反而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。”

严博士说过,现代监狱对囚犯也讲究“辅导”,为何学校却还一味使用惩罚?是否学校要和监狱交换教育方法?这问题值得官爷、教师、家长们深思。

我们的校长、教师用暴力惩罚学生,等于给学生作了最生动的暴力示范,学生“有样学样”,对弱小或讨厌的同学使用暴力,不很“自然”吗?大人们会批判“以暴易暴”,为何对管教孩子的师长使用暴力又会认同呢?现在社会充满暴力,难道不是学校教育的失败“嫁祸社会”吗?

有些教师惩罚学生的方式,近乎“变态”,如不准女生上厕所、不准女士带纸巾、打伤学生,甚至打死学生,连幼龄学童也照用暴力 …… 学校变成暴力社会的缩影。暴力的学校教育“嫁祸社会”,祸害无边的社会又影响学校,形成恶性循环,学校、社会越来越暴力。

根本的解决之道,是在所有学校取消体罚和惩罚。老师们如果不再对学生做“暴力示范”,校园暴力自能减少。现在很多人在推崇孔子。孔子的教育方法,是“善诱之”。“诱”就是辅导,是培育幼苗般的柔道教育。可惜我们做的,只是立个孔像装门面,对于他的正确教育方法,真正“尊孔”者可谓少之又少。

说到手机,现在教育部要严禁学生带手机到校。我觉得这也可视为对学生的一种惩罚。大人们总爱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,如:学生有手机会不专心听课、会玩电子游戏等等。不过这命令在发布“霸凌”事件后,难免令人觉得有关方面是要“杜绝”校园暴力再次上网,弄到大家“不得空”又没面子。少了手机这玩意,等于少了麻烦,至于手机“方便联络”这最大的优势,反倒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。

作为学生,看到家中爸妈、兄姐、叔伯、姑姨人手一机,老师校长校工也都有手机,大人们能以什么理由说服孩子们不得带手机?我想,最大的理由是“你们还小”。这就好像叼着香烟的老子教训儿子:“这么小就学人抽烟!”—- 年轻难道有罪吗?官爷教师家长如果无法说出“年轻有罪”的理由,最好别禁止学生带手机。—- 学生如要作怪,有无手机一样“精彩”。我们都年轻过,当年哪有什么“手机”?搞怪起来,师长一样束手无策。手机是一个好用的工具,是多数人的生活良伴,别拿它当代罪羔羊。就如飞机汽车被恐怖分子用来做武器,摩托被匪徒用来打劫攫夺,我们要不要禁止使用这些交通工具? ##

* 严元章博士(1909-1996),是金陵大学文学士、中山大学教育硕士、伦敦大学哲学博士。1951年到1965年,严博士在星马做了15年教育工作。15年内,他“决心为教育而教育,为华文教育以至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,乐效犬马之劳。”

著作有:《教育论》(1984年出版),《中国教育思想源流》(1993年出版)。1996年他去世后,本地相关社团又出版了《严元章文集》和《严元章教育论集》。